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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西方哲学，我们就很容易就想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抛开这种日积月累和人云亦云的崇拜，我们试图去了解他们真正在讲什么的时候以及他们为何这样讲时，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时代背景的差异总让我们对这些先哲的思想产生不同的理解。大块头的经典读起来总要费些时间和精力，先哲们也没有说过后辈小生要步入哲学就必须从我开始，而且是把有关我的文字统统占有。那么理解先哲的思想又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呢？也许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我还不能给出答案。而我愿意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开始去理解西方哲学。
关于理念论的产生过程，《本体论研究》一书中已经有很详细的叙说。哲学源于好奇与惊恐，宇宙浩淼，草木枯荣，寒暑更替，万世不竭，这些变迁总能让人敏感的心灵感到自身的渺小和虚无。活着就得给这些事情一个说法，就必须给我们的后代一个不用害怕和担心的理由。眼耳鼻舌手等感官并不能让人把握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而它们又是活着的每个人首先要直面的东西，那么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呢？按照柏拉图的理论，“当我们要给众多的个体事物取同一个名字时，我们就假定有一个理念存在”。呼之欲出的理念就是针对现象世界的特殊性而言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它只能用思想来把握而不是靠我们的感官来认识。证明理念的存在很复杂也很矛盾，这里姑且不去讨论它。就其特征而言，理念是独立存在的，单一的，不可见的，但可从思想上把握的，不变的，神圣的，不灭的，不可分解的和自我保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可以很好的解释现实世界外物的纷繁多采，但是这种理论的疏漏之处也是相当明显。一个例子就是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能否拥有理念，而这又是理念的神圣性所不能容忍的。理念论不能与人们大众的直觉相违背，这种显然的悖论自然需要柏拉图做出修正。
理念之间的结合分离是理念论的重头戏，理念的意义也就在于它们的相互联系。在探讨理念的相互关系中，柏拉图的理念论也发生了转型。新的理念论“应当成为解释世界上各种事物的原理，同时其自身在理论上应当是完美无缺的”。我们的重点也就在于这种完美无缺上面。首先柏拉图认为要获得完美，首先就因该看到理念之间的关系不以现实世界中的事物作为相互关系的基础，而纯粹是理念之间的关系，因为理念必定是“自在的是”。就关系而言，由于理念数目巨大，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当的复杂，这就要求我们从最简单、最基本的关系入手，柏拉图事实上就是把相互反对的一对理念作为最基本、最简单的关系，并且列出了对它们加以讨论的各种角度，如对“如若一是”的八组讨论就是一种尝试。
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理解这八组推论，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思维的训练，这种训练的实质就在于，在概念中尽量全面地揭示某个事实的可能的联系和性质。与中国哲学中的“举一反三”比较而言，这种思维模式强调的全面和所有可能，“反三”更多强调的是原则在不同场合中实际应用，但有一点它们是相通的，那就是对关系的重视。关系强调的就是面对变局的应对，综合考察各种主客观因素推理出所有可能的结果，从而做出一个合适的选择。就这个层面而言，西方哲学强调的是客观因素而中国哲学强调的是主观因素。两者的利弊姑且不谈，但至少可以给我们今后的哲学该怎么走指明了一个方向，那就是中西文化应该是相互借鉴，相容与相争才是正道。毕竟它们都作为可能出现了，就有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的理由，它们的碰撞也许可以产生出更多的可能。
回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八组推论所展示出来的思维的魅力之外，也有很多值得疑惑的地方，比如说很多的结论在常人的眼里看来是荒诞的，“一”既永远静止，又永远变动；“一”既类似、又不类似它自身以及其他；“一”既接触又不接触其自身和其它的。刚才已经讲过，新的理念论探讨的是纯粹的理念之间的关系，而与日常经验的事实无关，所以相反的可能也是可以完全统一在一起的。问题就在于这些可能性哪些对我们有用的，哪些是有可能是变成现实的，而这些又是概念之间的推理本身所无法决定和证实的。另外，概念有很多种，一个一个的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柏拉图抓住的就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来入手的，并且一个新的概念都应作为先在的概念之间的关系的规定性才能得到引进。于是这就成为了一个项目巨大且破费脑力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在这种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种种演绎与归纳中，西方哲学的核心——本体论也就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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